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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1927年夏天，宋子文上山建造别墅，张乐怡在山上漫步。一个是三十三岁的财政部长，一个是二十岁的建筑商人女儿，两人初次相遇。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叫他“叔叔”，十天后，就改口叫他“亲爱的”了。
初见庐山：称呼从“叔叔”变“亲爱的”的变化
宋子文去庐山，是为了他母亲的别院。
他没有亲自挑选建筑商，而是让秘书联系了当地最有名气的“张兴记营造厂”。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张谋之，也是张乐怡的父亲。随后，宋子文亲自过来确认设计方案。
山路很窄，宋子文开车过来时，张谋之和家人已经在那儿等了很久。张乐怡穿着一件白色的旗袍，腰部收得很紧，站在她爸爸身后。她只看了一眼宋子文，然后就低下了头。
张谋之介绍道：“这位是我女儿，刚从金陵大学毕业。”宋子文点点头，张乐怡说道：“您好，宋叔叔。”
宋子文愣了一下，随后笑了笑，没有再多说。
张谋之一直在谈论项目的预算、地基和坡度问题，宋子文在一旁没有插嘴。他的目光三次落在了张乐怡身上，她一直很安静，没有动，只是偶尔抬头，说话时带着一点英语口音。
这是他们头一回见面，第二次相遇则是在“情人路”上。
庐山的情人路虽然不长，但树木繁多，环境幽静。岩石裸露在外，到了傍晚，山间雾气弥漫，空气变得潮湿，走在石板路上还能看到水迹。
那天张谋之请客吃饭，结果宋子文迟到了一个小时才到。一进门，他就问：“乐怡人呢？”张谋之让女儿带他去散步。
他们从豪宅区出来，沿着山路往下走，没有保镖陪同，也没有人跟踪。宋子文主动说道：“你的英语挺好的。”
张乐怡说：“我在金陵大学读英文系。”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也可以叫我Lucy。”
宋子文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为什么叫我叔叔？”张乐怡回答说：“因为你看起来像我父亲的朋友。”
他说道：“我和你爸爸不是朋友。”
张乐怡瞥了他一眼：“那你叫我子文行吗？”
宋子文在庐山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送张乐怡父女下山。
十天之后的第三次见面，张谋之再次请宋子文吃饭。饭桌上人很多，张乐怡穿着一件湖蓝色的旗袍，正对着宋子文而坐。
饭桌上有人开玩笑说：“子文，你一直在看张小姐啊？”
宋子文放下筷子说：“她以后要叫我亲爱的，不再叫我Uncle了。”
场面安静下来后，张乐怡低头喝茶，耳朵有些发红，但她没有辩解。
这就是两人关系升华的时刻，没有正式的求婚，也没有交换信物，仅仅是称呼的改变，就标志着他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宋子文经常去爬山。张谋之则尽量避开。张乐怡有时候会跟着爸爸一起去，有时候自己也会上山。他们常常一起散步、聊天，甚至一起吃晚饭，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1927年，庐山上的别墅里，灯光闪烁，银器闪闪发光，英文报纸堆满桌角，花园里花儿盛开，这一切都与外面江西的动荡局势无关。
高贵女性的秘密：家庭背景与教育的共同作用
张谋之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他是江西九江最早做建筑承包生意的人之一。小时候家里很穷，他靠在码头搬砖养活自己，后来才开始做建筑工程。
1915年，张兴记营造厂成立，主要做寺庙修缮、民房扩建和码头翻新等工作。到了1920年代，这家厂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南昌、武汉，甚至在上海也有了一些项目。
张谋为人谦逊，但在九江颇有名气。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乐怡是家里的小女儿。他把儿子送到日本学习工程技术，女儿则送进了金陵大学学习英语。
张乐怡16岁就能流利翻译《泰晤士报》，17岁在教会礼堂翻唱英文圣诗。她不热衷女权，也不谈论政治，专注于英语和钢琴。
在金陵大学，张乐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既能穿着洋装走进课堂，也能在聚会上穿上旗袍翩翩起舞。她不住在学校宿舍，而是住在父亲租下的南京别墅里，身边还有一位来自江西的佣人陪伴。
老师对她有这样的评价：“做事准确，为人谨慎，不太爱社交。”
1926年她毕业后，并没有回到九江，而是直接前往了庐山。当时，张谋之正在那里负责几个大型别墅的建设项目。
她开始协助父亲管理账目和翻译合同，她签署的第一份英文合同是为一家英国茶叶公司进行别墅改造的项目。
在那个时期，富家千金帮忙管理家族财务是很常见的事，但张乐怡却与众不同。她不仅能独立洽谈项目，还能直接与英国商人通信，自行修改施工合同。
张谋明白，他看得透彻：女儿是用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依靠婚姻生活。
张乐怡当年在庐山的称号是：“富家小姐”、“庐山旗袍第一人”、“英语张小姐”。她很少笑，也不接受朋友送花。
她在爸爸身边待了十年，见过不少上海的商人破了产，江西的官员出了事，还有教会学校的校长收了贿赂。她明白，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合同才更值得信赖。
在金陵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回忆起她，都说她衣着整洁，说话谨慎，总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不完全融入人群。
这便是她的本质，不是来自于文学的造诣，也不是情感的积累，而是她的掌控力。她擅长掌控言语、保持距离以及控制成本。当宋子文遇到她时，她早已不需要任何修饰。
夫妻故事：从政商结合到和谐美满
宋家有喜事，可不是小事。
1927年春天，庐山的别墅建好了，宋子文下山回到了上海，张乐怡也跟着他一起去了。
这件事很快就在家族中传开了，宋霭龄和宋庆龄派人去庐山了解情况。作为家族中的大姐，她们对弟弟的婚事特别小心谨慎。
张乐怡既不回避，也不主动迎接，她依照惯例接待来访的人，安排宴请、赠送资料、介绍父亲的建筑项目，甚至还请来了庐山英语教会的牧师一同陪同。
宋霭龄第二次上山，亲自见了她。两人单独谈了一个半小时，具体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但结果非常清楚。
回到上海后，宋家决定：“张乐怡可以入门了。”
婚礼定在1927年的秋天，具体日子没有公开。但在举行婚礼那天，上海的静安寺路被封闭了。前面有三辆别克车开道，后面跟着警备总队的特勤人员和宋家的仆人。宋子文穿上了西服，而张乐怡则穿上了一件由上海华懋公司定制的旗袍，这件旗袍是白色的底，上面绣着梅花，还点缀着珍珠。
这场婚礼没有传统的仪式，没有拜堂和跪拜的环节，一共摆了36桌宴席，到场的嘉宾中有政界和商界的名人，比如胡适、陈果夫和孔祥熙都来了。
这场婚姻被人们称为“宋张联姻”，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知道，这完全是宋子文自己的决定，并没有其他人参与安排。
结婚后，张乐怡不再叫丈夫“子文”，而是改叫“Z.V.”，有时也会称呼他为“先生”。
她很少参加公众活动，也不接受媒体采访或举办舞会。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家里，比如招待客人、管理家庭财务和组织家庭聚会。
从1930年到1936年，她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分别是宋琼颐、宋曼颐和宋瑞颐。
三个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两种语言，他们的美国女老师教他们英语、音乐和西方的礼貌规矩。
张乐怡自己照顾孩子，不雇用保姆。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表，记录孩子每天的作息、吃饭和学习时间，并用英文对各项内容进行分类。每周她还会检查一次这些记录。
有一次，宋庆龄来看望她，注意到她正在用铅笔修改账单，便开玩笑说：“Z.V.是你的爱人，不是你的老板。”张乐怡没有回应，只是轻轻笑了笑。
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也不是政治操盘手，她是宋子文最信任的管理者。
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庆龄组建了上海慰问团，前往前线看望英勇的十九路军战士，张乐怡也一直陪同在侧。
她默默无闻，不说话也不写文章，专注于后勤工作，分配物资，安排医院探视的时间，并核对药品清单。
她不偏向任何政党，也不发表政治观点，更不参与内部决策。她只专注于处理实际事务，按照流程来，列出清单，保持冷静，不做情绪化的判断。
宋子文从来不公开秀和她的感情，但他在多封私人信件里写道：“乐怡非常理智，判断精准，虽然话不多，但从不出错。”
在政坛混乱和家族斗争的环境中，张乐怡是唯一一个能让宋子文安静吃饭、放下茶杯的人。
晚年的风采：穿越时光的优雅与坚强
1949年，一切都变了。
宋子文决定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他说要暂时退出政坛，借养病之名离开上海，直接飞往香港。张乐怡没有迟疑，带着三个女儿一起出发，连告别的话都没说。
三个月之后，全家人去了美国，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具体是在东77街的一栋排屋。这套房子是张乐怡亲自挑选并购买的，产权登记在女儿的名下。
1971年，宋子文吃饭时被牛排卡住了喉咙，急救无效。张乐怡没有大声呼救，只是平静地打电话告诉女儿和宋家的人。
她晚年时独自生活，不再参加任何华人团体活动，也不常与外界接触。每天早上她会打理花草和阅读书籍，到了下午就自己做些简单的饭菜。她的厨房布置得很简单，冰箱里只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和牛奶，没有其他加工食品。
1983年，她把一些清朝文物借给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近代帝制的余韵”，吸引了很多人注意。
这些文物并不是她的家族遗产，而是宋子文从清朝皇宫散失的文物中买来的，之后一直存放在美国。她还亲自用英文写了展览的介绍。
她拒绝了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参加开幕仪式，仅仅留下了一句话：“这些东西不应该被藏在地窖里。”
1988年，她在纽约去世，享年81岁，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遗产分配的消息。她的三位女儿为她举行了火化仪式，她的骨灰被安放在了纽约公墓的东区。
她从未出版过任何回忆录，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书信，只有一回，当朋友询问她对旧中国的印象时，她回答说：
\"过去的就别想了，关键是今天什么时候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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